上海政协委员呼吁发挥新阶层力量讲好中国故事******
中新网上海1月13日电(记者 范宇斌)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轮值副会长、上海协和教育中心总校长卢慧文12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积极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力量,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卢慧文向中新网记者讲述了两则让她印象深刻的交流往事。
“2018年夏,我随一个新阶层代表人士的考察团前往香港、澳门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和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行业人员进行同行交流时,香港的接待方感慨,这些年内地来的考察团中体制外的专业人士代表团非常少。”卢慧文说,那次考察中,专业人员之间的同行对话,话题特别多,共鸣特别强,当天会议结束后,大家又自发进行分小组讨论,意犹未尽。
“2022年秋,我受邀参加由上海市政协和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共同举办的在沪外籍人士‘走进政协’活动,多名本职工作为国际教育、法律咨询、文化艺术的政协委员用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自己的履职工作,引发了外国友人浓厚的兴趣,双方开展了深入的对话。”卢慧文说。
两次难忘的经历让卢慧文意识到,要更好地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力量。这一群体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组成。
在她看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业化程度高、中外话语系统通畅、跨文化经验丰富、对外交流意愿强烈。“他们身上通常有两个很明显的标签,一是国际化,二是互联网化。在多元环境中能够用对方听得懂、愿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有机会讲好接地气的、真诚的中国故事,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卢慧文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等多方面原因,新的社会阶层所在的不少行业当前需要尽快恢复活力,并承担起对外交流的功能。对此,她建议,“要以各种方式支持民间智库、行业协会、行业研究院开展国际交流。”
“一次亲身体验胜过百次纸上交锋。”卢慧文建议,要支持各行业的民间组织通过信息交流、友好互访、项目合作、联合研究等方式,尤其是参与或承办有行业影响力的国际化研讨会、论坛等,与国际同行进行公开交流,并邀请其实地参访。通过对话交流和现实接触,交流各方可增进相互理解与互信,并适机开展合作互助。
以其从事的民办国际化教育领域为例,卢慧文谈及,世界各地的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正在做的专业工作有很多共通之处,话语系统相对更为接近,可以开展合作的机会很多。“我们应当多鼓励校长、教师在国际教育组织中担任项目协调员、在国际教育论坛中担任主旨演讲嘉宾、鼓励中国学校承办教师专业发展论坛和工作坊。”
同时,卢慧文建议,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文化艺术领域“走出去”“请进来”,重启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上海应当尽快重启高水平的文化展演、体育赛事,让上海的剧院和场馆重现国际交流的盛况。
例如,她谈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了一批国际民间节庆活动,如街头体育艺术节、街舞艺术节等,应当鼓励上海的独立艺术家走出去表演和交流,展现中华文化的精彩,还可以通过联合同为新阶层力量的专业艺术制作公司以及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机构,协助进行文化创意项目的投资、合作和版权交易。
文化艺术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聚的领域之一,卢慧文表示,通过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开展民间外交,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接下来,要全方位立体发力,特别是民间力量应当发挥、活力应当被激发。”(完)
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可用?专家热议: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可信、可控、可用。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但是离完美、完善仍有相当的距离。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
近日,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管,也不行。
“因此,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同时,做技术的人,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抑制工具,即约束风险的工具,尽快想明白。自己也做,同时号召大家做,两者结合。”他说。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同时,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要能够召回、撤销。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当然是需要平衡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他指出。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
“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比如:模型层面的可解释,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因此,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说。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现在是不是时候?
高文认为,人工智能软件、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可能带来危害,要么召回,要么撤销。
高文说,应用的开发者,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甚至可以起诉。“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他可能觉得冤枉,因为他只提供工具,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田天建议,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造假、个人隐私泄露,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不光是从限制角度,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促进合规地发展。”田天称。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中新财经)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