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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公务部门全面禁抖音，罗智强：民进党生怕抖音一响，自己网军白养******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张若】大陆短视频平台抖音近来成为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台湾《中国时报》13日报道，台“数位发展部”日前称，抖音或TikTok(国际版)是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产品，自2019年“各机关对危害资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原则”实施后，已限制公务部门资通设备及所属场域使用抖音。12日，民进党“立委”罗美玲质询时称，“数位发展部”禁止公务部门使用抖音，但实际上只有“行政院”及其所属部会适用此规定，并未规范到其他四大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和“司法院”)，是否全面下令禁止使用？“行政院秘书长”李孟谚回复称，由于每个院有各自权责，“行政院”会持续沟通协调，盼其他四大院比照“行政院”做法办理。“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还扬言，公务员若违反规定会加以惩处。他称，目前禁止范围包括公务手机，做法上单用禁止可能效果不够，所以要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比如在公共区域的网络范围内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让公务员没办法接触。至于未来是否扩大到民间禁用，罗秉成声称，这部分因涉及层面较广，还需要更多讨论。

　　前台北市议员罗智强13日感叹，抖音全球日活跃用户数达10亿，已是年轻世代的社交新主流，连美国的民主党和拜登总统都在用抖音，民进党败选不知深入检讨，居然把抖音列为“头号战犯”，生怕“抖音一响，自己的网军白养”，索性把抖音打成“中共同路人”。他喊话，“下架抖音？我们先下架民进党”。罗智强怒轰民进党当局召唤“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以安全之名无限上纲，制造恐慌。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表示，“你们这群网络白痴，还活在五六年前，根本都不知道世界的网络已经发展到哪里去了”。

　　《联合报》评论称，要求禁用抖音的理由，有所谓“抖音一响，父母白养”，直指造成青少年沉迷。但禁抖音，青少年改玩网络游戏或频上交友平台，就不会沉迷？不从教育避免网络成瘾着手，只想掐断单一平台。也有人归结于所谓的“文化入侵”，但难道日韩视频就不是“文化入侵”？而蔡英文不也在看《延禧攻略》《甄嬛传》等宫斗剧？就连炮轰抖音的民进党“立委”林楚茵，也被爆有抖音账号，“至于‘散布虚假信息操作认知作战’，难道脸书、LINE就没有这个问题？”文章说，各种社交平台都有来自各方的视频或帖文，那是视觉商业化的网络结晶，混杂一些假信息并不奇怪，但其中更潜藏多少创意及商机，台当局扛着“国安大炮”来轰，莫非真想孤立台湾？

　　TikTok于2018年初在台湾设立营运团队，在台湾ios免费应用下载排行榜曾冲到第四名。目前其在台湾月活跃用户已达300多万，台湾用户日平均使用时长达38分钟，一段视频互动的平均转发率为45%。TikTok视频月播放量在31亿次左右，且这个数字每月都在快速飙升。调查显示，台湾地区的抖音使用者75%为女性，25%为男性。另一数据显示，台湾北部TikTok用户占50%，而台南和台中则分别拥有30%和20%的使用率。不少网红进驻抖音，比如“台湾表妹”，粉丝已经达170万。有分析认为，岛内一些人对大陆社交媒体的抗拒，正是对台湾边缘化的焦虑，也体现了文化上的不自信。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