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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如诗！新疆美食“达人”缘何迷上唐菓子？******
中新网乌鲁木齐1月10日电 题：度日如诗！新疆美食“达人”缘何迷上唐菓子？
作者 史玉江 党艳丽
逢年过节，蒸年馍、做唐菓子、烹制佳肴；时令节气做青团、春卷、龙须饼等民间美食；闲暇家时养花弄草、打理庭院；周末邀朋友围灶煮茶，品美食、谈人生……
美好的生活仪式感，寄托四季风物与当下生活体悟。新疆兵团第四师七十一团退休职工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
临近中国传统新年，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 周小茵 摄56岁周小茵是当地出了名的美食“达人”，每年都会根据时令节气，制作各类民间美食，在陶冶情操、丰富生活的同时，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美食文化。
新疆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艺人”
右手拿着三角棒，左手托着豆沙团，一推一压一挑间，一枚唐菓子现雏形。“制作一枚高颜值的唐菓子，需要全神投入，手的力道要准，并且有一气呵成的能力。”日前，周小茵如是说。
以豆沙为馅、外包“透花糍”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又称为茶菓、菓子等。 周小茵 摄临近中国传统新年，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唐菓子，树叶、花朵、贝壳……记者注意到，这些茶点造型各异、色彩艳丽，空气中还能嗅到清甜的味。
以豆沙为馅、外包“透花糍”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又称为茶菓、菓子等。其玲珑小巧，颜色艳丽，多以花鸟造型雕刻。
据《中国面点史》记载，于饮茶之风普及全国的唐代开始，出现了一边饮茶一边吃茶点(面点)的习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唐菓子玲珑小巧，颜色艳丽，多以花鸟造型雕刻。 周小茵 摄作为一种源自中国的古老美食，唐菓子制作近年来在中国复兴。热衷于制作美食的周小茵，深深地被唐菓子的历史文化所吸引，自学唐菓子的制作工艺，成为新疆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艺人”。
周小茵介绍，这款唐菓子选用上好的白云豆浸泡24小时，人工去皮煮制软烂、过滤，再加上少许糯米粉、砂糖进行炒制后，添加少许植物色粉造型而成。
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 周小茵 摄“遗传”祖辈中学时得“真传”
周小茵年轻时是七十一团的文艺骨干。对传统美食的热爱，源于从小受外祖父和母亲的影响。外祖父曾是乡里的乡厨，街坊邻里婚丧嫁娶都会请他掌勺。而母亲自幼跟随外祖父学习厨艺，长大后成当地出了名的“巧手”。
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小茵母亲手工制作各种民间“小零食”，给孩子们解馋。
塔式年馍。 周小茵 摄看着母亲将一个个普通食材变成好看又美味的“小零食”，幼时的周小茵被深深吸引，对制作美食产生浓厚兴趣。
中学时，周小茵得母亲“真传”，刺猬馍、枣馍、花馍……只要练上几遍，便能得心应手；南北菜式虽不说样样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样。
“我学做传统民间美食有40多年。工作后因忙碌，做美食没有小时候那么频繁，但是逢年过节还是会做一些糕点。”周小茵说，每年的除夕年夜饭绝不能马虎，每道菜寓意美好、家人团圆，“咱中国人的传统，不能丢。”
2017年，周小茵迷上非遗唐菓子，她上网络视频学习，请教懂面食的行家，并将自己的创意融入其中。
彩色水饺。 周小茵 摄久而久之，周小茵练就了一双巧手，成为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年馍、花馍、唐菓子制作“艺人”。
近年来，她制作传统民间美食的消息经当地新媒体推送后，引发网友们的热评。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小茵做的唐菓子，真精致！”可克达拉市民杨萍英说，以前见过这类糕点，但不知道叫什么。
“她制作的唐菓子味道好，让人舍不得下口。她家院子就像‘家庭公园’，花草满园、鱼鸟相伴。”好友李沛立说，周小茵身上那种对传统美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令人佩服。
冀望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
周小茵退休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2019年起，她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
周小茵退休后，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 周小茵 摄“每年我会根据年份制作生肖年馍。前年蒸的是牛馍，去年蒸的是虎馍，冬奥会期间我还做了汤圆版的冰墩墩，今年春节会蒸兔馍。”周小茵介绍，年馍以山西霍州最为出名，花馍以陕西为主。
近年来，新疆兵团对区域内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进行全面普查、整理、归档与申报。调查发现，新疆兵团非遗线索涉及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红色文化等，主要集中在剪纸、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美食类尚少。
“我会不断提高唐菓子的制作技艺，如果可能，希望能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周小茵说，唐菓子是唐文化和艺术的代表作，需要我们这一代去传承、发扬。(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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